原标题：游走在国家之间 海外华人根系何处 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在《华人与中国：王赓武自选集》一书中反复提及马来亚小镇的童年，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，自己会用一生去追问“华人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作为一名致公党党员，在“侨海报国”从历史记忆转化为现实行动的今天，读这本书，仿佛是在翻阅我们自身使命的学术底稿。 曾经，部分国人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理解，陷入一种“华侨华人=流落海外的中国人”的简化认知。这种叙事固然有其历史温度——它承载了晚清以来国力衰微时，对游子的召唤与想象。但王赓武指出，这种“落叶归根”模式只是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阶段。 书中通过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细致梳理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：二战之后，随着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独立，以及新中国国籍政策的明确，绝大多数海外华人已经完成了从“华侨”到“华人”的身份转变。他们不再是旅居者，而是落地生根的公民。王赓武用冷静的笔触告诉我们：只有承认华人在海外扎根的正当性，才能真正建立平等、持久的纽带。 如果政治认同已经归化于住在国，那么维系数千万海外华侨华人与祖（籍）国情感联系的是什么？王赓武的回答是：文化。 他在书中多次强调，华人之所以为华人，不在于护照的颜色，而在于对汉字、家族伦理、历史记忆的某种深层认同。“文化中国”的边界，远远超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范围。 本书另一个极具启发的视角，是关于“边缘人”的价值。王赓武自述，他一生游走于中国、东南亚、西方学术界之间，从未完全归属于某一中心。但恰恰是这种边缘位置，赋予了他洞悉各方的能力。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西方对中国的误读、不同文化的隔膜同时存在。而华侨华人，尤其是那些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二代、三代，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思维逻辑，也通晓住在国的社会密码。他们不是简单的翻译官，而是意义的转译者。 此外，王赓武在研究南洋华人时，极其注重具体情境。同样是华人，槟城的甲必丹（注：殖民者曾在东南亚多国施行“以华治华”管理制度，“甲必丹”为葡萄牙语、荷兰语、英语中的“首领、队长”音译，即该制度中担任管理者的侨领）与曼谷的商人、雅加达的劳工与纽约的知识分子，其生存策略与身份认同千差万别。 因此，今天我们谈“侨海”，不能将其抽象为一个整体概念。东南亚华人与欧美华人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；老一代华侨与新移民的诉求差异巨大；留学生群体与投资移民群体的关切各有侧重。 书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：“华人的历史不是单一中心的历史，而是无数个体在具体时空中做出选择的总和。”同样，侨海报国实践必须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实事上——是如何解决海外签证便利化，是如何推动华文教育的在地传承，是如何为海外人才回国发展扫除制度障碍…… 致力为公，侨海报国。“侨”字究竟指向何种责任？王赓武在书的结尾部分谈及自己晚年对“中国性”的思考。他说，身份不是考古挖掘出的固定文物，而是在流动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的过程。 这句话照亮了我阅读全书的感受。侨海报国，需要参与到一种正在发生的创造之中。全球化退潮、地缘政治回潮的今天，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面临新的挤压，中外交流面临新的壁垒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刻，越需要致公党人发挥侨海之特长，以理性、务实、同理心，去连接被意识形态割裂的世界。 王赓武没有给出“华人是谁”的标准答案，但他教会了我们提问的方式。合上书页，我想，侨海报国的最高境界，或许不是简单地让海外华人“回来”、让中国的声音“出去”，而是自觉承担起“促成真正的对话与理解”使命，建立基于相互尊重的新型连接，共同塑造一个更包容的人类未来。 □ 杨树华（作者系湖南致公书画院副院长、株洲入云堂书画院院长）（读者 杨树华）